事情是这样的——
晋永嘉末年,邓攸陷没于乱军之中,被后赵石勒俘获。石勒慕其名行,任其为参军。实事求是说,邓攸在此还是表现出了士大夫的节气,不愿事虏而伺机逃离,携妻子、儿子和侄儿绥一起,南奔而投东晋政权。不幸在中途遇盗,行装及车马被掠,只能用箩筐担着侄儿和儿子步行。但此时追兵迫近,邓攸因盘缠不足而路途遥远,恐大家都无法脱生,便产生弃去儿子独带侄儿的想法。于是他对妻子贾氏道:“路遥途远,盘缠稀少,宜减一口,方可保全到南。”贾氏曰:“可弃绥(侄儿)也。”攸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绝,只应弃我儿耳!我与你年纪未老,我若幸而得存,天必鉴我苦衷,再当使我有子矣。”“妻泣曰:恩不及如夫妇,亲不及如父子,君何舍子而留侄耶?”攸曰:“今事急矣,不得不弃,若留子弃侄,弟必绝嗣,旁人谓我不义。”
好一个“旁人谓我不义”——实际上依我看来,且不论当时的情势是否真就面临着非此即彼的两难,即便是,如果一定要在侄儿与亲子之间作一个抉择。那么如邓攸之妻所言,弃侄保儿,还是相对较符合一般的人伦情理,并不为大过,也未必会为(除某些腐儒外)多数“别人”目为不义。反而是邓攸之举,为免担上不义之谴,宁肯舍弃血亲骨肉,怎么看都觉得难以理解。更恐怕其执意弃儿存侄的潜台词恰恰是:旁人会谓我义!不信,请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