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的——
晋永嘉末年，邓攸陷没于乱军之中，被后赵石勒俘获。石勒慕其名行，任其为参军。实事求是说，邓攸在此还是表现出了士大夫的节气，不愿事虏而伺机逃离，携妻子、儿子和侄儿绥一起，南奔而投东晋政权。不幸在中途遇盗，行装及车马被掠，只能用箩筐担着侄儿和儿子步行。但此时追兵迫近，邓攸因盘缠不足而路途遥远，恐大家都无法脱生，便产生弃去儿子独带侄儿的想法。于是他对妻子贾氏道：“路遥途远，盘缠稀少，宜减一口，方可保全到南。”贾氏曰：“可弃绥（侄儿）也。”攸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绝，只应弃我儿耳！我与你年纪未老，我若幸而得存，天必鉴我苦衷，再当使我有子矣。”“妻泣曰：恩不及如夫妇，亲不及如父子，君何舍子而留侄耶？”攸曰：“今事急矣，不得不弃，若留子弃侄，弟必绝嗣，旁人谓我不义。”
好一个“旁人谓我不义”——实际上依我看来，且不论当时的情势是否真就面临着非此即彼的两难，即便是，如果一定要在侄儿与亲子之间作一个抉择。那么如邓攸之妻所言，弃侄保儿，还是相对较符合一般的人伦情理，并不为大过，也未必会为（除某些腐儒外）多数“别人”目为不义。反而是邓攸之举，为免担上不义之谴，宁肯舍弃血亲骨肉，怎么看都觉得难以理解。更恐怕其执意弃儿存侄的潜台词恰恰是：旁人会谓我义！不信，请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