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依法执行诬告反坐律,维护了他的用人唯才是举的方针。魏徵、李靖是贞观文臣武将的代表,都是唐太宗的肱股重臣。文治武功,堪称卓越,唐太宗任以重职,信用备至,遭致群小之辈的诬陷,在所难免。但能荣宠善终,殊不多见。如高颍与魏徵均为隋唐初期名相,史称魏徵“有经国之才”,高颖“有经国大才”,但两代高才名相遭遇结局却迥然而异。高颖失宠于炀帝,遭到杀身之祸,以致隋末“刑政由是衰坏。”魏徵受宠于太宗,排除诬告身死之陀,促使唐初政教致化而治。
魏徵说得好: “臣尝观自古有国有家者,若曲受谗谮,妄害忠良,必宗庙丘墟,市朝霜露矣。”佞人得志,诬告成风,必然使国家陷于衰败危亡的境地。倘若魏徵、李靖等重臣名将都为谗言所伤,诬告所中,那么,唐太宗的左右手又有几人呢? “贞观之治”岂不付诸东流?可见,诬告反坐的司法是维护“贞观之治”的法制手段。
守法之风
贞观司法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君臣比较守法。仅“守法”两个字,在《贞观政要》里就反复出现过。如唐太宗对戴胄说: “但能为我如此守法,岂畏滥有诛夷。”正是由于君臣上下严格守法,才有唐初封建社会的“治世”。据记载,当时社会状况是: “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这自然是溢美之词。在封建制度下,哪里有牢狱常空、夜晚不关门的道理?但是,贞观一代,执法严格,吏治清明,社会安定,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