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依法执行诬告反坐律，维护了他的用人唯才是举的方针。魏徵、李靖是贞观文臣武将的代表，都是唐太宗的肱股重臣。文治武功，堪称卓越，唐太宗任以重职，信用备至，遭致群小之辈的诬陷，在所难免。但能荣宠善终，殊不多见。如高颍与魏徵均为隋唐初期名相，史称魏徵“有经国之才”,高颖“有经国大才”,但两代高才名相遭遇结局却迥然而异。高颖失宠于炀帝，遭到杀身之祸，以致隋末“刑政由是衰坏。”魏徵受宠于太宗，排除诬告身死之陀，促使唐初政教致化而治。
魏徵说得好： “臣尝观自古有国有家者，若曲受谗谮，妄害忠良，必宗庙丘墟，市朝霜露矣。”佞人得志，诬告成风，必然使国家陷于衰败危亡的境地。倘若魏徵、李靖等重臣名将都为谗言所伤，诬告所中，那么，唐太宗的左右手又有几人呢? “贞观之治”岂不付诸东流?可见，诬告反坐的司法是维护“贞观之治”的法制手段。
守法之风
贞观司法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君臣比较守法。仅“守法”两个字，在《贞观政要》里就反复出现过。如唐太宗对戴胄说： “但能为我如此守法，岂畏滥有诛夷。”正是由于君臣上下严格守法，才有唐初封建社会的“治世”。据记载，当时社会状况是： “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这自然是溢美之词。在封建制度下，哪里有牢狱常空、夜晚不关门的道理?但是，贞观一代，执法严格，吏治清明，社会安定，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