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表 唐代常科条例表
《通典》书影
第七节 结论
隋、唐以前，国家教育制度是学校与选举并行；自隋、唐以后，则变为学校与科举并行。但科举取士虽创始于隋，当时只有进士一科，制度未立，乡评里选之遗风尚能保持相当的势力。到了唐朝，制定了许多烦琐制度，增加了许多科目，明示天下士以必由的途径，于是昔日选举之法不能适用了。自此以后，千余年来，政府笼络人才以科举为唯一的手段，天下人才亦以科举为唯一的出路，学校等于虚设，科举遂为全部教育制度之重心。
在昔选举时代，地方清议颇有力量，政府往往俯察舆情为施政的标准，所以生在当时的材智之士，不求表白，常有被政府物色的机会，常有被地方公推的可能。到了科举时代就不同了，帝王权力日大，地方清议不复存在，材智之士欲求表现，就非自找出路不可了——应科举试就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但每届科举，取录名额有限，又加弊窦百出，而一般希势求荣的人们，因此大事奔走攒营，以求侥幸一中，于是什么“温卷”、“求知己”种种丑态都演出来了。[4]这种教育制度，不注意平日的培养，只凭一时的考试与考试的机会，不仅难得真实有用的人才，而养成社会人士舍本逐末，希图投机取巧，侥幸成功，这种卑劣心理，害个人以误国家，是最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