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治史生涯中，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上也有突出的贡献。他没有像李大钊和翦伯赞那样，写出类似《史学要论》和《历史哲学教程》的专书，但他的许多论文和序跋中都贯穿着丰富的史学理论方面的见识。根据我的粗浅认识，他的这些见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关于史家确立正确的历史观之重要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郭沫若之所以走在他同时代的人的前头，比许多人站得更高，除了客观历史条件起了重要的作用外，他在主观上也可以说是一位“先知”者了。他自述自己的治史经历，认为通过学习医学而“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他强调说：“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30]这段话说明，近代的科学方法、近代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知识，是重要的，但确立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是更重要的，因而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如前文所述，郭沫若把接受唯物史观看作是自己获得觉醒、获得新生的标志，因为他确认唯物史观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这反映出他的“先知”的自觉。郭沫若认为，只有史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地说明中国历史，“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才能使所谓“国故”获得新的生命和价值。他针对着20年代“整理国故”的学术思潮断然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