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信史并不是史学家的最终目的,史家研究历史、撰写史书的目的,最终是要为社会所用。西周的政治家深深懂得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借鉴作用,强调“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16]。“彰往而察来”[17]的古训,包含了这方面的丰富的智慧。这种古今联系、以古为鉴、认识过去而观察未来的思想,在历代史学家那里得到了具体的表现和不同形式的概括。司马迁做纪传体通史《史记》,为的是“述往事,思来者”[18];杜佑作典制体通史《通典》的目的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19];司马光作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目的在于希望统治者能够“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20];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是为了揭示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使人们从一个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演变中受到启迪[21];熟悉历史、理解历史而又洞察历史。与现实密切关系的历史评论家王夫之认为,史书所以重要,是因为“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22]。上述史学现象表明,不论史学家撰写何等样式的史书,还是对历史发表评论,其中都包含着面对现实和未来的意向,包含着经世致用的宗旨。在这里,史家追求信史的职责和史学面向社会现实的品格,使求实与致用二者形成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是中国史学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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