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将文学史之中的宏大主题与不和谐的美学感觉形容为两条轨迹不同的曲线。解读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时候，两条曲线之间的重合、交叉、分离与相斥同样是这个时期文学史之中最为有趣的一面。
尽管70年代末期的文学并未提交一份详细的发展纲要，但是，20年之后的历史考察却会轻而易举地导致一个发现：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存在的中轴线是——现代化。然而，如同20世纪的历史演变所显示的那样，中国的现代化卷入了一系列纷杂的冲突。中国的历史语境——现代化仅仅是一个隐约的雏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现代化自盛而衰——之间的差异，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与“现代性”理论模式之间的距离，这一切形成了一个错综纷歧的文化空间。这时，文学感觉到的内容远远不止一种声音。事实上，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已经察觉到另一种例外——尽管他们试图按照既定的秩序整编这些例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展的各个阶段，人们不止一次地感觉到悲凉沉郁之中缺少一点什么，因而呼唤‘野性’，呼唤‘力’，呼唤‘阳刚之美’或‘男子汉风格’。这种呼唤总是因其含混和空泛，更因其与上述‘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艰难曲折千回百转的历史行程不相切合，而无法内在地由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往往变为表面化的外加的风格色彩。”相对于这种不可企及的英雄气概，20世纪文学之中出现了嘲讽。这样的嘲讽不是某种修辞术，这样的嘲讽业已形成一种基本的美学感觉。在我看来，这样的嘲讽之中寓含了一定的怀疑——怀疑“现代性”名义之下的某些价值观念。显而易见，这样的怀疑曾经在世界范围流行，并且大面积侵入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同样呼吸到了某种异样的氛围。20世纪上半叶，鲁迅一方面承担了启蒙英雄的角色；另一方面又时时质疑自己的启蒙者身份。这里，启蒙与自责之间的紧张意味深长。进入八九十年代，解放的欣快与由衷的乐观并没有维持很久——中国文学之中的冷嘲与反讽悄然而出，并且不绝如缕。相当长的时期里，这种美学感觉始终被视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