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崔蔚林后，理学名臣李光地成为假道学又一典型。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任顺天学政的李光地因其母病故而未坚持疏请回乡奔丧，被认为是贪位忘亲，招致弹劾。康熙帝对假道学的虚伪已无法容忍，便下决心通过《理学真伪论》命题考试，对假理学进行彻底清算。他对理学诸臣“挟仇怀恨”、“务虚名而事干渎”、“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等言行不一的劣迹进行驳斥，所鞭挞的不仅是李光地、熊赐瓒，其他理学名臣，如熊赐履、魏象枢、汤斌等也未能幸免。在他看来，“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5]。这是把对朝廷的忠诚看作是道学中人立身处世的准则。
这次争论虽说有政治色彩，而且最终为政治所左右，但也反映理学和心学之间的对立。如果说崔蔚林代表王学系统，那么康熙帝则倾向于朱熹理学，这与他一贯推崇朱熹思想是一致的。
二、立《道学传》引起的争论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诏开《明史》馆，徐乾学为监修。他为修明史所撰《修史条例》（载《憺耳集》）认为，“明朝讲学者最多，成弘以后，指归各别。今宜如《宋史》例，以程朱一派另立《理学传》。”主张对白沙、阳明、甘泉等人，“如《宋史》象山、慈湖传例，入《儒林传》”。馆臣中包括朱、陆两派，学非一途，对此持论各异。对《明史》是否立《道学传》，阳明应归入何传等问题有争议。代表人物为张烈和毛奇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