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在美国、欧洲并未引起重视，1980年后，在日本、韩国等国家得到强力传播。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之后迅速走红，给扩张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强劲的洋理论支持，成为直接影响高等教育政策的主流理论。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马丁·特罗的理论主要依据的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经验，对中国这样“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并不适用。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并非量变促成质变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量变而无质变。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简化为支持单纯数量增长的理论，兴趣仅在“阶段论”的划分上，对模式改变缺乏应有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末，马丁·特罗明确指出，该指标体系是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呈现质变与量变的不平衡性，应另当别论。①
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创新，是发现，是要走以前学者没有走过的路，想前人所未想，做前人所未做。我国在自我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比较落后的，以前只能照搬照抄，直接“拿来”运用，没有真正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缺乏原创性的理论基础研究。就教育学学科而言，我国高校里面所学习的教育学学科，除了中国教育史之外，几乎全部原创性的理论都是“进口”于国外，就是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也是学习外国的研究体例，没有真正地创造一个属于我国本土的研究方式。直到现在，我国教育专家还是在不停地研究国外教育思想理论、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希望能够通过直接的嫁接给我们的学科发展提供借鉴或启示。我国提倡国际化的目的是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相互增进优势方面，没有原创性的教育学基础理论是无法与外国的教育学平等交流的，注定在教育学学科国际化交流的天平上面失去了平衡，导致现今我国教育基础理论的“入超”,只能是借鉴学习。